庆祝反洗钱法十周年征文
为庆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》颁布十周年，增强金融机构员工反洗钱责任意识，激发反洗钱工作使命感，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庆祝反洗钱法十周年征文，欢迎阅读。
反洗钱征文(一)
昨天，又参加了央行组织的反洗钱工作培训，一天的培训时间实在太短了，由于时间有限，很多报告人都没有将问题讲到位，听后感到意犹未尽。一是自己由于才疏学浅，很多反洗钱工作问题都一知半解，研究不深，万不敢和领导、教授面前造次，二是较为羞怯，恐怕一言有失，无意中得罪了人。所以很多问题当场没有厘清，较为缺憾。
昨天上午，先由周科长首先发言，对上海市反洗钱自评估工作进行了点评，听完后感到自己的工作和其他银行比，差距还是很大的，特别是自评估指标选择和实际评估方面，还是较为粗放。二家优秀的外资银行(三井、三菱)差不多每年都是优秀，使我自叹弗如。非常想了解人家是怎么做的，可惜这两家均未做报告。
然后，由三家中、外资银行分别发表工作经验，由于时间过短，报告内容均虎头蛇尾，我最关注的日常操作问题没有谈深、谈细。印象比较深的是招商银行，他们要求每笔客户交易均需请客户提交说明，感到实际工作中较难做到，如果客户仅于交易凭证笼统的注明“货款”或“往来款”，我们银行怎么对其交易背景进行核实。就是做了核实工作，怎么能证明客户提交的理由一定正确?我的观点是，商业银行与客户是平等的，商业银行不是监管单位，没有能力和手段监控客户交易，怀疑是要有根据的。哪怕客户交易特征符合可疑交易报告标准，提交理由也存在一定问题(真的要洗钱，理由一定冠冕堂皇)，商业银行在没有取得确凿的证据前，报告的可疑交易是苍白无力的。
招商银行还有一个例子就是atm机提现，每天提现2万元，连续3天，共支取6万元，表面上很可疑，但是银行有可能取得证据吗?只是猜想，这类案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。我一直在考虑，应该将大额交易纳入可疑交易调查的重要信息来源，前面的例子就是证明，如果金额不大，调查取证的价值就不大，反洗钱工作本来力量就有限，纠结于几万元的案件，好像价值不大。我虽然不太懂法，但是知道现在盗窃500元以下的犯罪，不进行刑事处罚，法理之间是相通的，反洗钱调查是否可借鉴?
渣打银行确实是一家全球性的银行，反洗钱工作条理清晰、架构完整，只是昨天时间较少，没有讲得很清楚。
下午的培训，更加精彩。先由复旦陈浩然教授介绍国际反洗钱工作形式，我已经聆听好几次陈教授的教诲。陈教授实际上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普法课，两小时的课程插科打诨、完全脱稿，教授就是不一样。但教授的一个讲法，似有点问题，就是刑法191条洗钱罪的定义。今天特地查了一下，解释是5种客观条件涉嫌洗钱罪，第一是提供资金账户，教授称是针对银行的。实际不然，实务中不大可能由银行直接提供账户给客户去洗钱，大部分情况是银行不知情，客户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给其他人用于洗钱。
还有，就是理财产品用于洗钱。理财产品与定期存款、活期存款好像在我的视野里，对客户身份识别的方式是一样的，究竟它怎么会沦为天然的洗钱工具，没有搞清楚，还要补补课。
反洗钱局的鲁处长讲课更为精彩，没想到处长大人还能光临小博，并且引用了1年前本人的观点，真是三生有幸啊!今天特地又翻出来那篇文章，对于“勤勉尽责”当时的理解可能较为偏激，回忆当时情况，是看了一篇报道(还是道听途说，忘记了)，一些地方人民银行将反洗钱工作处罚，作为树立威信或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，实在有悖反洗钱工作的工作立场，所以就那个啥的写上了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您与教授都讲到了，如果案件发生并追溯到商业银行，怎么看银行都会存在问题，这就需要检查人的主观判断了。还有鲁处昨天两个观点，实在叫我摸不着头脑，没有理解好?第一，xx年2号令第七条，实际受益人问题，今后将要求银行进行识别。(不能仅通过身份证明文件了解)鲁处举个例子称，江浙两省很多私企为了避嫌，请其他人作法定代表人，但实际控制人不是法定代表人。这个就比较麻烦，连公司登记机关都无法掌握的线索，要银行去了解，现实中不知怎么去做?个人账户更加讨厌，就说贪污吧，利用人头账户洗钱，银行怎么搞得清实际受益人?鲁处的另外一个例子，外国一个人控制了几十家基金会，也不是没有办法查清吗?
第二，就是银行冻结客户账户问题，金融机构如果发现客户交易异常，是不是有权限冻结客户账户?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，如果执行冻结措施无法可依，银行又将卷入法律纠纷。反洗钱法也规定，如果临时冻结客户账户，是要由人民银行同意的。
曾几次打电话想与鲁处沟通，怎奈都无人接听，若能再次光临，是否方便给一个能联系上的通讯方式呢?
反洗钱征文(二)
中国反洗钱法草案今年将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;这部法律很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将贪污、贿赂等严重犯罪均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。
这一信息首先显示，全社会重点关注的反****工作将获得新的法律支持。遏制贪污、贿赂及形形色色****犯罪高发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任务，****犯罪与洗钱存在直接联系。近年来，国内有多少赃款赃物被“漂白”难以计数。舆论一再聚焦贪官外逃所裹挟的巨额资金，事实上，在国内就地改头换面的犯罪所得比例更高。一些人采用“洗钱”一词的“词源”方式(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社会分子开设洗衣店，把贩毒所得现金转化为合法经营收入)，通过办企业“漂白”赃款;更方便的则是与证券、期货、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勾结，以“伪造交易”的办法，达到洗钱目的。由于反洗钱法制建设严重滞后，至今刑法仅规定贩毒、走私、恐怖活动、黑社会组织4种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，造成****犯罪于反洗钱这一关键环节逃脱打击。上游犯罪的列举范围囊括贪污、贿赂的反洗钱法如得以尽快出台，有望填补法律空子，为依法惩治****提供有效工具。
其次，它提示，在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相互促进、具体实施方面，反洗钱法立法工作的推进势必促进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;与此同时，推动行政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《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》，以及部门规章――如央行颁布的《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》、《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》、《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》的修订完善与效力提升。逐步认识到反洗钱的重要性之后，近年国家行政部门主要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台了初步监管要求，在银行业建立了反洗钱报告和信息监督基本框架。但由于法律规定滞后，法规与规章“单兵突进”面临障碍。
实际运作中，自去年3月施行报告“大额和可疑交易”制度以来，银行机构“机械”上报的信息占绝大多数，带分析意见上报“可疑交易”的案例罕见。一个浮在表层而全国城乡屡见不鲜的现象是，“存款实名制”要求开户人持有本人身份证，而银行业务人员在做大业务的动机驱动下，对身份证是否与开户人相符视而不见。惟有以反洗钱法的形式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所承担的反洗钱法律责任，一旦违法依据条文追究，才能促使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逐步养成反洗钱责任意识，落实、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与规章要求。
反洗钱法潜在的作为空间十分广大。银行业外，证券、期货、保险、信托等类别金融机构则至今未受到反洗钱法规、规章约束。而众所周知，证券公司一度是洗钱者的“天堂”，一些营业部配合“庄家”操纵股价，甚至提供从假身份证、假资金账户到销毁交易记录的“一条龙”服务，哪管资金来源。如何对该类“合谋行为”罪刑法定，无疑应纳入反洗钱法的立法视野。
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同时透露，年内将规定证券、保险业报告可疑信息的义务，以后还会规定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、彩票、珠宝、贵金属经营业，以及会计师、律师事务所反洗钱义务。显而易见，如果这些行业都分别承担起反洗 钱功能，洗钱空间将大为缩校不过，要让相关机构与个人切实履行“义务”，必须做出相应惩罚性规定―――这也是反洗钱立法需要把握之处。 最后，比遏制****犯罪更大的意义是，在犯罪治理模式上，反洗钱法草案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罪范围，标志着中国将进入削弱、阻塞犯罪行为经济诱因的新阶段。“打蛇打七寸”，依据国际经验，针对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，抓住反洗钱要冲，不仅便于技术上事后追究、惩治，而且能够抓犯罪行为于现场，进而震慑、预防犯罪。中国制定反洗钱法既是内在需要，又在于寻求参与防止犯罪的国际合作。采用国际通行的洗钱罪行列举确定标准，几乎所有重要犯罪行为均属于“指定罪行”。在直接的意义上，反洗钱治理模式力图让犯罪变得无利可图，有效遏制经济诱因，无疑是防止犯罪的有效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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